日本污染事故的尘埃还未落下，另一场危机已经悄然开幕。克里斯汀•马兰回顾了从上个世纪的甲基水银到今天的核辐射威胁的日本环境事故历程。
2014年三月，日本一场涉及2000多名受害者的漫长诉讼终告完结。这场诉讼的起因是一家名为智索株式会社的化工企业从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在九州排放的含甲基水银的污水引发了严重的水俣病（一种著名的神经细胞受毒害的公害病）。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有90%的原告得到了每人210万日元（2.6万美元）的一次性赔偿，另外为受害者群体设立了一项22.9亿日元（2840万美元）的基金。中央和县政府还承担了受害者的一部分医疗费用。
半个世纪前水俣病最初为世人所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者们的身体变得愈加孱弱。让他们受到毒害的汞通过鱼类等食品进入受害者的身体并积累起来，同时它还按照一种被称为生物富集的方式沿着食物链不断上溯。在这一过程中，像汞这样持久性的毒素将滞留在食物链的上层部分，也就是说，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生物脂肪组织中的毒性水平会更高。
然而，从今年3月11日开始，一场由不同毒素引起的相同悲剧再次上演。就在那一天，东京电力公司（TEPCO，以下简称东电）有计划地将大量放射性污水排入了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的太平洋水域。很快，菠菜和其它绿叶类蔬菜中发现了放射性元素碘-131，鱼类中发现了铯-137，牛奶和水中则是二者兼有。
东电是日本最大的电力企业，在他们为这次废水排放事件道歉的时候，相伴随的不是愧疚的深深鞠躬，而是若无其事的耸肩。他们给出了一个浮士德式的解释：为了避免将来排放放射性更强的污水，只能先把放射性较低的排掉。
尽管我们能够时不时地看到各种具体的数据披露，比如碘-121和铯-137在福岛土壤、东京饮用水、宫城县绿叶蔬菜、岩手县牛奶以及飞经太平洋上空机身上含量，但是这些放射性同位素给环境造成的短期和长期后果还远不分明。
和半个世纪前的甲基水银污染事件一样，日本再一次面临着水和食品中积累的顽固性毒物的威胁。但是与当初汞污染被发现后不同的一点是，这次日本政府的反应非常迅速。就在政府禁止福岛和其它六县的多种绿色蔬菜出售以及在东京的水体中发现放射性同位素之后，对食品和水的污染恐慌在东京民众（以及从日本进口食品的周边国家）中爆发性蔓延。杂货店前排起了抢购瓶装水的长队，（政府）发放了婴儿专用的纯净水配给卡，一些东京居民还尝试着在网上购买食品。
接下来，当政府放松了对少数绿色蔬菜的禁令之后，针对污染又掀起了新一轮更富民族主义性质的行动。福岛农民的热心支持者们积极参与在东京和其它地方举办的“农民市场”，购买之前被禁的农产品。各种团体和个人还公开品尝、推广以及购买福岛和周边六县的农产品，通过这种方式表现他们的团结。另外，电视艺人、体育明星和流行歌手等演艺界人士还鼓励人们仿效官房长官枝野幸男的做法，购买并食用来自福岛和周边各县的草莓和绿色蔬菜（每袋的价格只有诱人的100日元）。
这就是东京市民们做出的牺牲：他们用购买大减价农产品的方式对污染问题做出了回答。
3月23日，日本政府禁止人们购买来自福岛以及茨城、枥木和群马的各种绿色蔬菜。这个禁令对消费者和生产者来说都影响巨大——要知道2010年东京有60%的绿色蔬菜都来自上述四县。事实证明，绿色蔬菜比其它水果蔬菜更容易吸收放射性物质，自从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连续被发现数值超标。
一位农民在反应堆事故发生的一周前才刚刚完成播种，如今他面临着整整200万日元（2.5万美元）的损失。在配送中心，来自福岛和茨城的绿色蔬菜箱子上都被用粗粗的黑笔写上了“返品”字样。东京的菜店老板抱怨说消费者们甚至连被禁区域相邻各县的菜都不敢买。即使福岛的土壤中含有最低量的辐射物质，都会给当地农民带来若干年的灾难，他们的生计和健康都受到巨大的威胁。
由于担心污染，福岛和茨城县还被禁止向外输送牛奶。一位农民把刚挤出来的牛奶直接倒进了臭水沟，悲叹着说“只能像扔垃圾一样扔掉牛奶”。牛奶尤其容易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这是因为工业毒素都储存在生物体的脂肪组织内，生物富集意味着受到污染的牛奶将导致我们体内积累更多的毒素，就像鱼类给水俣病受害者们带来的影响一样。
通常人们在画食物链示意图的时候，最顶端都是一个成人。但桑德拉•斯坦格雷伯在她的《十月怀胎：一个生态学家成为母亲的历程》一书中，却把地球毒素链顶端的这个人用一个胎儿来替代。这是因为胎盘放大了胎儿接受到的毒素。
关于汞（会损坏脑组织）和胎盘的关系，斯坦格雷伯写道：“即使母体的血液中只有极少量的甲基水银污染，胎盘也会立刻迫不及待地把它输送到胎儿的毛细血管中去，就像对待微小的钙或者碘颗粒一样。随着怀孕的进程，脐带血中的汞含量水平最终会超过母体血液。如果是甲基水银，胎盘的功能将更像一个放大镜而非一个过滤器。”
和胎儿一样容易受到影响的是母乳喂养的婴儿。一位来自福岛疏散地区的母亲很可能已经受到辐射，然后就会在哺乳过程中把毒素传递给她的孩子，除非她放弃母乳喂养。
引起对食品供应中毒素关切的普遍性食品来源还包括鱼类和海藻。这些海产品在生长过程中会积累放射性元素，导致其含量水平高于周围水体。由于食物链更长，有毒物质在水产品中的积累水平比陆地上还要高。这也正是水俣的渔村遭受汞毒害如此惨烈的原因。因此，对福岛沿岸海域放射性水平的监测也就倍加重要。
鱼类体内的铯-137水平各不相同。比如，水俣附近凤尾鱼体内的含量就高于其它小型鱼类，因为事实证明其在生理上更容易吸收水中的铯。而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对波罗的海铯-137的一项研究也表明，不同鱼类对这种放射性元素的摄入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就像一些鱼类多少更容易射入放射性物质，特定的人体也更容易吸收毒素。凤尾鱼显示出对汞的强大吸收性，与此类似，人们发现胎儿和儿童对环境中的毒素的吸收性也更强。
我对铯-137在切尔诺贝利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了一个悲剧性的事实：日常的工业性毒素在人类和非人类生物体污染重的作用要比放射性物质大得多。让我们再回到母体的例子上，斯坦格雷伯指出人类的母乳中由工业生活带来的有机污染物已经达到了足够惊人的水平。它们让母乳成为一种受污染最重的人类食品。她写道：“如果我们像对婴儿配方奶粉一样对母乳进行监管，就会发现其有毒物质含量水平普遍超出FDA的标准，完全不合格。”
平均来说，工业化国家母乳喂养的婴儿每天单位体重摄入的多氯联苯（简称PCBs）是他们父母的50倍之多。如今母乳中的各种有毒物质实在不胜枚举：DDT、多氯联苯、阻燃剂、除霉剂、木材防腐剂、白蚁药、厕所除臭剂、电线阻燃材料、汽油蒸汽、干洗剂、垃圾焚烧产生的化学污染物等等，等等。这一结果在对切尔诺贝利周边的生物群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在事故十多年后对铯-137和其它放射性原子尘所作的研究发现，普通工业污染物对生物群的威胁比放射性物质更大。
清理工作导入环境的化学物质通常比事故本身还要多。以去年的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为例，工人们没有因为接触到石油得病，反而被清洁用的化学品放倒了。像这样用和辐射性物质一样毒害巨大的化学物质来对其进行“清理”的行为，足以说明我们在能源选择上面根深蒂固的恶癖。
福岛的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我们经常听到日本人抱怨说，没有透明的数据作为安全食品消费的指导。海陆生产的食品中所包含的风险确实难以预测，这是因为影响放射性物质运动的环境因素实在太多了。但是切尔诺贝利的经验为食品消费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路线图：对蔬菜、水果、鱼类、畜类、土壤和液体的检验和监控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白俄罗斯建立了370所地方公共中心对食品进行监控。人们为各种食品的铯-137摄入量制定了详尽的限制，任何数量的食品，无论是蘑菇、牛奶、葛缕子籽、榛子、杏仁还是无花果，都能找到相应的官方铯-137摄入量限制。为了测定菌类、蔬菜、鱼类和肉类中的铯-137含量，人们进行了数十万次的采样。
日本政府在公开辐射数据和公众健康信息上的动作相当迟缓。事实上福岛市民已对此表示不满，认为政府试图降低民众的警惕性，以此缓解他们对辐射及健康风险的担忧。目前数据还在逐步搜集之中，但当前的结果显示污染已超过正常水平。东京大学海洋科学和技术专业的石丸隆教授一直对福岛附近及周边海域的生态情况进行监测，他发现那里海洋生物的铯、锶含量均超过政府设立的安全标准。
就在五月，东电确认了多个反应堆出现燃料棒溶解。至此我们才对福岛核设施的毁坏程度有了较全面的认识。至于这在全局上会对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现阶段还无力评估。
日本还必须明确它对邻国的责任。围绕东电向太平洋倾倒有毒废水合法性的争议说明：我们必须重申放射性物质的移动有多么容易和自由，必须重申生物体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有多么紧密。在废水排放之后，枝野幸男对此作过两次重要的表态。一次是说海岸一公里以外的鱼类是安全的，第二次是说日本没有违反任何关于保护海洋生物的国际法。
但是，这个“一公里安全线”在现实世界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日本东北沿岸强大的洋流会把海草、浮游生物和浮游动物带走，鱼类也会跟随这些食物来源移动，或者进行自然迁徙。考虑到海洋的流动性，这种认为距离海岸特定距离的鱼类是安全的说法显然荒谬可笑。
日本政府至今仍然坚持，不管按照旨在保护海洋生物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是《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东电向海中排放放射性废水的行为都没有违反国际法。
要做出枝野幸男这样大胆的表态，首先要有一个理念作为前提：我们不仅是一个国家体，更是一个生物体。也就是说，在国家之间、或者在水体之间都要存在清晰的界限。但是我们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大自然是运动的。它围绕并透过我们运动。生物富集的过程、导致生物体污染度增加的解剖学特性、土壤性质、气流和水流、鱼类的集群以及那些坚信人造工厂可以抵御自然之威的顽固分子，都会让污染网络变得更加复杂。
作者：克里斯汀•马兰，明尼苏达大学教授。
